我从小生长在湖南临澧烽火山的一个农民家庭，那里人多地少，土壤贫瘠。解放前大多数劳动人民都过着朝不保夕、饥寒交迫的生活，我们家虽好一点，但也是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这还不算，还要经受国民党的欺辱和压榨，苛捐杂税没完没了。为了打共产党，他们千方百计地抓壮丁，搞的人心惶惶，为了躲避当兵，有的人宁可断指、逃跑，甚至被逼上吊。我们家人多，光兄弟就有四个，自然在劫难逃。大哥刚一成人，就要被抓壮丁，虽然他已经过继给伯父家子嗣，但也不放过。经展转托人、送礼，才在县里一所中学找到一份工作，算是“公务”才未被抓。我排行老二，再过三年就该论到我了，于是全家拼命干活攒了一点钱，又卖了一点土地，勉强把我送去读高中，以便将来好谋个“公差”，免遭此祸。光阴似箭，转眼就是三年，1948年下半年我将要毕业了，毕业后怎么办呢！继续读书报考大学是不可能的，因为母亲已经去世，父亲年迈，两个弟弟还小，家中无劳力，家境越发贫困。在那黑暗的旧社会，要找份工作也只是梦想。毕业即失业，为了寻求出路，精神处于极度地焦急、苦闷、忧郁和徘徊之中，就像迷失方向的小船，在大海中漂泊不定。在这关键时刻，恰好学校来了一位名叫晏国敬的老师，开始并不知到他的身份，只觉得他与别的老师不一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没有架子，能和同学们打成一片，有说有笑，同学们都愿意与他接触、交谈。我也是其中之一，经常和他聊天，谈论时局形势，尤其是有关青年的理想、未来和前途等。由于当地非常偏僻，反动派又封锁严密，我们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只能在晏老师的指点下开阔眼界，了解到国统区广大爱国青年正在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探索、奔走呼号。不少城市里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正在蓬蓬勃勃地发展着。晏老师提醒大家，青年人要把眼光放远些，不能光为个人的前途命运着想，应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他反复强调，没有国家的利益就没有个人的利益，没有国家的前途，哪里会有个人的前途呢！只有为人民的利益而献身，才有意义。在晏老师的教诲和启发下，我的思想受到很大触动，深深感觉到过去的思想实在太狭隘、太幼稚了。我感悟到：像我这样一个生长在旧社会的知识青年，在迷失方向的关键时刻，是党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这也是我世界观、人生观的一大转折。我决心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即使冒着生命危险也在所不辞惜。由于当时还处于白色恐怖之下，环境恶劣，晏老师特别提醒大家行动不能轻率盲动，要谨慎从事，不要做无为的牺牲，因为有过血的教训。有一位叫李盅涛的同学，由于工作不慎，被反动派杀害。当我毕业回家时，晏老师交待了两句话：“先回家去，以后再联系，做事要特别慎重。”回家以后，我在一所小学里找了一份工作，一方面教书，一方面观察形势，等待时机。在1949年6月的一天，有一位叫刘金波的老师（地下党员）前来找我，说是晏老师派他来的，他还向我介绍了晏老师的正式身份。晏国敬同志是北京大学地下党组织派到我县来担任民主青年革命先锋队（民先队）和县地下党的负责人。他还正式通知我，组织上已正式决定吸收我为“民先队员”。听到这一消息，我的心情高兴而激动，因为我荣幸地成了本地区首先发展的民先队员。我们两人还详细地交谈了关于如何发展民青队员几建立小组的计划和怎样开展工作等事宜。后来由于工作开展的比较顺利，在不长的时间内，先后发展了四名队员，并成立了小组。竟小组讨论，确定了几项任务。主要有以小学为掩护，秘密进行宣传动员，发动农民起来抗捐、抗粮、抗抓壮丁，与国民党进行斗争；搞好秋收工作，尽可能地筹集一些粮草，迎接解放大军的到来；还根据上级指示，在思想上做好准备，如果一时不能解放，要组织部分力量配合县的武装斗争，上山打游击。

由于形势发展很快，没过多久上级组织又派专人来通知我们，几位民先队员可以转入地下预备党员，接着我们就办理了转党手续，进行了宣誓。

正当我们开展工作的关键时刻，从外县流窜来一股残匪。匪首叫朱河北，他们在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广大百姓纷纷逃进深山老林躲藏起来。形势极其严峻，百姓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危害，秋收秋种也受到很大影响。据此情况，小组决定派我和刘金波二人迅速赶往县里请示汇报。晏国敬同志对此十分重视，立即派地下武装（突击十四大队）连夜下乡剿匪。部队刚一交火，朱匪见势不妙，立即惊慌逃跑了。他们在途中被我南下的解放军全部歼灭。由于行动及时，老百姓没有受到大的损失。